
日本电视阵营的崩塌,其实早已拉开序幕,索尼的妥协,只是最后一幕。
1月20日,港交所一则公告划破消费电子行业的平静——TCL电子与索尼签署意向备忘录,拟成立合资公司承接索尼家庭娱乐业务,TCL以51%持股掌握主导权。
双方约定2026年3月底前敲定最终协议,新公司预计2027年4月正式运营。
这则消息并非孤立的商业合作,而是日本电视产业半个世纪辉煌落幕的最后注脚,更是全球消费电子权力版图向中韩倾斜的必然结果。
回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日本电视曾是“高品质”的代名词。
索尼特丽珑技术定义了彩色电视的画质标杆,29英寸机型售价超万元仍一机难求。
夏普通过“龟山模式”实现从玻璃基板到整机的全链条掌控,松下、东芝等品牌紧随其后,共同构筑起日本厂商占据全球90%以上电视出货量的绝对霸权。
彼时,“日本制造”的技术崇拜席卷全球,电视不仅是家庭娱乐设备,更是身份与品位的象征。
但盛极而衰的伏笔,早已暗藏在日企的基因与战略选择中。
21世纪初,全球电视行业迎来技术岔路口——等离子与液晶的路线之争。
松下对等离子技术近乎偏执的坚守,成为其后来溃败的关键——
即便三星、索尼等厂商纷纷转向液晶赛道,松下仍逆势扩张等离子产能,在茨木工厂立下“电视事业复活之树”的告示牌,坚信这一技术将占据40%的全球市场。
然而,封闭的垂直整合模式让等离子技术难以形成产业生态,而液晶阵营通过开放协作快速补齐短板,不仅突破了大尺寸瓶颈,更凭借成本优势掀起价格战。
2012年,全球液晶电视出货量飙升至2亿台,而等离子电视仅1300万台,松下的技术信仰终究败给了市场现实。
2013年底,松下被迫关停等离子面板生产,三年后相关业务破产,负债高达5000亿日元,创下日本制造业最大破产案。
与技术路线失误相伴的,是日企根深蒂固的体制沉疴。
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滋生的官僚主义,让决策流程冗长低效,年轻人缺乏创新动力。
“总部至上”的管理模式导致研发与全球市场严重脱节,产品设计更贴合日本本土需求,难以适应海外市场的多样化偏好。
在日企陷入内耗与迷茫之际,中韩品牌正加速崛起。
中国企业从最初的价格突围,逐步走向技术攻坚:
1996年“黑色三月”降价潮后,TCL、海信等国产品牌市场份额飙升至71.1%,打破日企价格壁垒;
2005年6月,海信“信芯”正式发布,终结中国彩电“无芯时代”;
2009年,TCL豪掷245亿元成立华星光电,彻底打破“缺芯少屏”的困局。
韩国品牌则凭借面板技术优势,与中国企业形成双雄争霸格局。
2010年代后,中国品牌的创新速度更是领跑全球。
而与此同时,日本电视阵营则开始崩塌。
2016年,夏普卖身鸿海,2024年8月关停日本最后一条大尺寸面板产线。
2018年,东芝电视业务归入海信,核心资产接连变卖。
2025年,松下正式宣布放弃电视业务,其全球份额已跌至1%。
如今索尼的妥协,也宣告了这场崩塌大戏进入尾声。
此次索尼与TCL的合作,本质是两种产业模式的交接。
索尼输出BRAVIA品牌价值与影音技术遗产,换取战略聚焦高利润业务的空间。
TCL则注入垂直供应链、成本控制与全球渠道效率,借助品牌赋能向三星的霸主地位发起冲击。
这背后,是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分工的重构:
中国企业从“价格屠夫”成长为“赛道定义者”,以技术创新与制造实力掌控核心话语权;
曾经的日本巨头,选择退守产业链上游的零部件领域,成为时代更迭的见证者。
从索尼特丽珑的光芒,到华星光电的面板技术;从夏普“龟山模式”的全链条掌控,到TCL的全球化协同,消费电子行业的迭代,从来不是“谁对谁错”的评判,而是“谁更适配时代”的选择。
日本电视的谢幕,不是追求的终结,而是告诉我们——
极致的追求值得敬畏,但只有与时代同频,才能让这份追求持续创造价值。
而索尼与TCL的牵手,正是两种追求的握手——
日企的技术执着,遇上中国企业的市场敏锐,或许会在全球消费电子行业,碰撞出更具价值的新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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